如何認定聚眾斗毆犯罪中的“其他積極參加者”
文章出處：www.czyierda.cn作者：萬盈律師人氣：0發(fā)表時間：2019-09-24 13:05:50
認定聚眾斗毆犯罪中“其它積極參加者”的關鍵是分析行為人在聚眾行為或斗毆行為或聚眾與斗毆整個過程中的客觀行為所體現(xiàn)出的主觀惡性的大小，而不是單純看其斗毆行為對危害后果的發(fā)生所作用的大小。
【案情】
2012年2月19日22時許，被告人阮某某因被羅某在一KTV內毆打而不滿，便電話邀約被告人楊某某到該KTV所在的歌城。楊某某到達后，與阮某某一起和羅某等人發(fā)生了打斗。因羅某一方人較多，被告人阮某某、楊某某便電話邀約了多人到該歌城。阮某某、楊某某與被邀約的人員一起，再次與羅某一方發(fā)生斗毆，被邀約人員將羅某和羅某一方的趙某致傷。經(jīng)公安局物證鑒定所鑒定，趙某所受損傷為重傷，羅某所受損傷為輕微傷。
【要點】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阮某某、楊某某積極在公共場所聚眾斗毆的行為，均構成聚眾斗毆罪。關于被告人楊某某的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楊某某系一般參加者，不是積極參加者的辯護意見：經(jīng)查，被告人某某在被告人阮紅州邀約后即到犯罪地，與被告人阮某某一起與羅某一方斗毆。當毆斗雙方被人勸開后，被告人楊某某又在犯罪地等待被邀約人員，且在被邀約人員到來后又參加了第二次的毆斗。在兩次毆斗過程中，被告人楊某某不是被動或者被迫參與，而是兩次積極主動地用拳頭和皮帶參與毆斗，應認定為本案的積極參加者，故辯護人的該辯護意見，法院未予采納。一審法院以被告人楊某某犯聚眾斗毆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楊某某以其受阮某某之邀，且沒有直接造成被害人的傷害，不是本案的積極參加者為由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裁定。
【分歧】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就如何認定聚眾斗毆犯罪中的“其他積極參加者”產生了分歧：一種意見認為，認定積極參加者應以行為人的斗毆行為對損害后果產生的作用大小來判斷;另一種意見認為，認定積極參加者的關鍵是看綜合行為人在聚眾與斗毆過程中的行為表現(xiàn)出來的主觀惡性的大小。
【評析】
筆者同意后一種意見：
我國刑法第292條規(guī)定，“聚眾斗毆的，對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立法者出于打擊少數(shù)，爭取教育改造多數(shù)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規(guī)定處罰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而一般參加者，不屬于本罪的刑事責任主體。刑法的這一規(guī)定，要求在司法實踐中必須正確認定“積極參加者”，以便法律的正確適用。
從聚眾斗毆罪規(guī)定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來看，懲罰聚眾斗毆犯罪所要保護的法益應當是社會公共秩序。而判斷行為是否破壞了社會公共秩序，關鍵在于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及在此指導下實施的客觀行為，包括聚眾行為、斗毆行為或聚眾與斗毆整個過程中的客觀行為。
聚眾斗毆系聚眾行為與毆斗行為的結合，屬于刑法理論中的復合行為方式。聚眾斗毆罪的法定犯罪行為由“聚眾”和“斗毆”兩個行為構成，“聚眾”“斗毆”是本罪的實行行為。
從字面上理解，一般認為“聚眾”是指糾集和聚合，即在首要分子的組織、策劃、指揮下，特定的或不特定的多人糾集在一起參加犯罪活動的行為。而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主體，其是否具有刑事處罰的必要性，就要考察其在這一階段的參與度所反應出來的主觀惡性來決定。
“斗毆”是相互對打，在主觀上互以傷害對方為目的，是直接侵犯法益，危害社會的行為。而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主體，其是否具有刑事處罰必要性，就要考察其在這一階段的行為對法益侵害的直接作用及其反應的主觀惡性。
綜上分析，“其他積極參加者”中的“積極”，是一個帶有心理評價的詞語，“積極”強調的應該是行為人對聚眾斗毆活動須持一種熱心的態(tài)度。從刑法規(guī)定“其他積極參加者”的立法精神上看，對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積極參加者的認定，應根據(jù)他們在 “聚眾”或“斗毆”或“聚眾與斗毆”活動中的客觀行為體現(xiàn)出來的主觀惡性大小來認定，而不是僅僅根據(jù)其在斗毆行為中對損害后果的發(fā)生所起的作用大小來認定的。
本案被告人楊某某在“聚眾行為”中，受他人之邀積極主動參與;在“斗毆行為”中，兩次積極主動地用拳頭和皮帶參與毆斗，其客觀行為對社會公共秩序的破壞足以反應其主觀惡性之大。據(jù)此，法院認定被告人楊某某系本案的“其他積極參加者”并定罪處罰是符合聚眾斗毆罪之立法本意的。
（來源：中國法院網(wǎng)）
振軒刑事辯護團 咨詢電話15205165657
【案情】
2012年2月19日22時許，被告人阮某某因被羅某在一KTV內毆打而不滿，便電話邀約被告人楊某某到該KTV所在的歌城。楊某某到達后，與阮某某一起和羅某等人發(fā)生了打斗。因羅某一方人較多，被告人阮某某、楊某某便電話邀約了多人到該歌城。阮某某、楊某某與被邀約的人員一起，再次與羅某一方發(fā)生斗毆，被邀約人員將羅某和羅某一方的趙某致傷。經(jīng)公安局物證鑒定所鑒定，趙某所受損傷為重傷，羅某所受損傷為輕微傷。
【要點】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阮某某、楊某某積極在公共場所聚眾斗毆的行為，均構成聚眾斗毆罪。關于被告人楊某某的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楊某某系一般參加者，不是積極參加者的辯護意見：經(jīng)查，被告人某某在被告人阮紅州邀約后即到犯罪地，與被告人阮某某一起與羅某一方斗毆。當毆斗雙方被人勸開后，被告人楊某某又在犯罪地等待被邀約人員，且在被邀約人員到來后又參加了第二次的毆斗。在兩次毆斗過程中，被告人楊某某不是被動或者被迫參與，而是兩次積極主動地用拳頭和皮帶參與毆斗，應認定為本案的積極參加者，故辯護人的該辯護意見，法院未予采納。一審法院以被告人楊某某犯聚眾斗毆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楊某某以其受阮某某之邀，且沒有直接造成被害人的傷害，不是本案的積極參加者為由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裁定。
【分歧】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就如何認定聚眾斗毆犯罪中的“其他積極參加者”產生了分歧：一種意見認為，認定積極參加者應以行為人的斗毆行為對損害后果產生的作用大小來判斷;另一種意見認為，認定積極參加者的關鍵是看綜合行為人在聚眾與斗毆過程中的行為表現(xiàn)出來的主觀惡性的大小。
【評析】
筆者同意后一種意見：
我國刑法第292條規(guī)定，“聚眾斗毆的，對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立法者出于打擊少數(shù)，爭取教育改造多數(shù)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規(guī)定處罰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而一般參加者，不屬于本罪的刑事責任主體。刑法的這一規(guī)定，要求在司法實踐中必須正確認定“積極參加者”，以便法律的正確適用。
從聚眾斗毆罪規(guī)定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來看，懲罰聚眾斗毆犯罪所要保護的法益應當是社會公共秩序。而判斷行為是否破壞了社會公共秩序，關鍵在于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及在此指導下實施的客觀行為，包括聚眾行為、斗毆行為或聚眾與斗毆整個過程中的客觀行為。
聚眾斗毆系聚眾行為與毆斗行為的結合，屬于刑法理論中的復合行為方式。聚眾斗毆罪的法定犯罪行為由“聚眾”和“斗毆”兩個行為構成，“聚眾”“斗毆”是本罪的實行行為。
從字面上理解，一般認為“聚眾”是指糾集和聚合，即在首要分子的組織、策劃、指揮下，特定的或不特定的多人糾集在一起參加犯罪活動的行為。而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主體，其是否具有刑事處罰的必要性，就要考察其在這一階段的參與度所反應出來的主觀惡性來決定。
“斗毆”是相互對打，在主觀上互以傷害對方為目的，是直接侵犯法益，危害社會的行為。而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主體，其是否具有刑事處罰必要性，就要考察其在這一階段的行為對法益侵害的直接作用及其反應的主觀惡性。
綜上分析，“其他積極參加者”中的“積極”，是一個帶有心理評價的詞語，“積極”強調的應該是行為人對聚眾斗毆活動須持一種熱心的態(tài)度。從刑法規(guī)定“其他積極參加者”的立法精神上看，對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積極參加者的認定，應根據(jù)他們在 “聚眾”或“斗毆”或“聚眾與斗毆”活動中的客觀行為體現(xiàn)出來的主觀惡性大小來認定，而不是僅僅根據(jù)其在斗毆行為中對損害后果的發(fā)生所起的作用大小來認定的。
本案被告人楊某某在“聚眾行為”中，受他人之邀積極主動參與;在“斗毆行為”中，兩次積極主動地用拳頭和皮帶參與毆斗，其客觀行為對社會公共秩序的破壞足以反應其主觀惡性之大。據(jù)此，法院認定被告人楊某某系本案的“其他積極參加者”并定罪處罰是符合聚眾斗毆罪之立法本意的。
（來源：中國法院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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